但在宋代，普通官员仍得用手书画押的方式处理文书。《宋史》中记载官员处理公文时“凡制勅非军期机速，必先书押而后报行”(3)。而且画押有规定严格，“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4)。南宋名臣范成大在《坐啸斋书怀》一诗描述公务繁忙时称：“眼目昏缘多押字，胸襟俗为少吟诗。”(5)周密《癸辛杂识·后集》“押字不书名”录：

余近见先朝太祖、太宗时，朝廷进呈文字，往往只押字而不书名。初疑为检底，而末乃有御书批，殊不能晓。后见前辈所载乾、淳间礼部有申秘省状，押字而不书名者。或者以为相轻致憾，范石湖闻之，笑其陋，云：“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朵云是也。”岂惟是前辈简帖，亦止是前面书名，其后押字。虽刺字亦是前是姓某起居，其后亦是押字。士大夫不用押字代名，方是百余年事尔(6)。

“重易押字”“眼目昏缘多押字”“只押字而不书名”，从律法、使用者、旁观者三方共同揭示了后人难以释读的“押”，其图案本源是“字”，并非范石湖所言“是用名字稍花之”。在唐以来的文书上，“书名”“押字”亦各有分工，“押字”尺寸明显大于具名和正文内容。当代将名字图案化的签署形式本质上是古人签押的孑遗。

赵构《赐岳飞批剳卷》上“付岳飞”三字上压钤的“御前之宝”朱色印迹与赵构个人的“伍”形墨色押迹，是一种极为郑重的、官私组合的签署程序：这种程序同时将两种具有凭信功能的标识一齐呈现。在此之前，有体现官私印共钤于一泥的西汉“临菑丞印·夏何”和在徐州土山汉墓出土“内史省印·徐市”等封泥（图3），是职官印与任职官员私印的组合，这种组合为后世所沿袭。在宋即表现为职官印与官员个性化的书押或押印。这在俄藏黑水城文书中有一些这样的实证。Дx2158《至正廿四年（1365）文书》(7)上钤官印朱迹四处，又加钤两处押印墨迹（图4）。上海博物馆藏明代《张永馨道士度牒》(8)，牒文主体文字以雕版印刷而成，年月日上加钤“礼部之印”红色印迹，在各级官员姓名下方，完整地呈现了代表各级经办官员的不同大小的九枚墨色押迹（图5）。据此推断：雕版印刷的各级官员私押是用于大批量的文件证明的发放。那么，除此之外，还应有各自同样图案的实体押印来满足日常工作所需。当然，在无押印的情况下，手书画押同样具备法律效力，这一点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北元宣光二年（1372）铺马驼只提控案牍》(9)中张姓及知事、经历李等这些官吏在具姓后以手书画押来呈现各类文书的效力。当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手书画押或按压指纹等等，都可成为他个人凭信的标识。

从宋皇室将手书画押引入印化开始，到元代各级官员普及使用押印，又至明代出现雕版印刷的印押。在这一系列进化的过程中，其共同之处是押皆为墨色：文书上的墨色花押印迹，是对手书画押的墨色沿袭，同时也是“押”能够出现雕版印刷形式的原因。当然，以墨为印色也是押印与其他印信在使用方式上的差异所在。总而言之，押从“手书画押”到“押印”再到“印押”这三种形式，在延续了人们千年熟悉的视觉习惯的基础之上，既保留了押的凭信作用和法律效力，又使工作效率大为提升。

二、押印的等级与性质

明代《张永馨道士度牒》中各级官员从礼部尚书到令史的九枚墨色押迹有着统一的范式：上下天地有一细一粗横画，中部为个性化图案。（图6）这种官员用押的范式可与现存的押印实物得到互证。这里衍生出的问题是官身用押与白身用押的形态区别。官员私押在工作过程中使用，带着显著的官用性质，并不能简单地视作私人用品，将这类押印视作官押更为恰当。同时，《张牒》清晰地呈现了不同等级的官员用押，其尺寸与使用方式也不同。这些可视作是押印的等级体现。

《张牒》各级官员用押以押迹的纵向尺寸计：礼部尚书、左右侍郎用押纵4.8厘米，祠祭清吏司郎中、员外郎用押纵4.2厘米，主事用押纵2.8厘米，都吏、令史用押纵2.2厘米。九押中同等级者墨押尺寸相同，不同等级间则有高低之分。这个尺寸信息的珍贵之处在于：为现存数量庞大的尺寸不一的押印实物所代表的等级，以及主人身份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以上博藏押为例：宋代龙钮玉押，印面方6.8厘米（图7）；金代虎钮玉押纵3.5厘米，宽4.2厘米（图8）；宋代铜押纵2.3厘米，宽3.1厘米（图9）；另有各种高2.0厘米、1.1厘米、0.8厘米、0.5厘米的铜押（图10、图11、图12）。考虑到制作过程中的细微误差，大致可以推测各级官员的押印尺寸，各等级间以“分”（约3毫米）为单位递减。

除尺寸外，押的等级标识还体现在材质上。《元史·顺帝纪》记载至正七年（1347）十月诏：“左右丞相、平章、枢密知院、御史大夫，得赐玉押字印”(10)。1956年，安徽省安庆市棋盘山元大德五年（1301）范文虎墓出土伏虎钮玉押(11)（图13）可作为实物资料佐证。降元后的范文虎(12)官至尚书右丞。与大量存世的铜押显然存在着材质差异。

再者，不同等级的官员钤押方式亦不同。从《张牒》九押可知：员外郎以上只需具姓而后钤押，员外郎以下官员则需具姓、名再钤押。这种“姓+押”一类的范式在现存实物中最为常见，如“汤”铜押。（图14）当是“具姓+押”的二次印化演变的结果。

《张牒》以年月上的红色官署印完整的方形印迹、入籍编号上的骑缝半印，再与具姓墨押相结合，形成完整谨严的使用程序来防止证件的伪造。

对于作伪方面，押与印信两者处罚轻重略有不同：“时有诈为察院文书画押者，事发，刑部当以盗用印信者律杖而流之。大理寺以律情不合，驳之。诏三法司会议。于是刑部尚书闻、掌都察院事、兵部尚书熊浃、大理寺卿戴金等因事按律，议列四款以覆，谓文书以印信为重，押字次之。今后有诈为各衙门文书，盗用印信，即无押字，俱坐以前律。”(13)这再次可证：押印具有官用性质。

三、押印的定名与功能

不同时代对押印的称呼显示着对它不同侧面的认知。

《元史·顺帝纪》记至正七年（1347）十月诏：“左右丞相、平章、枢密知院、御史大夫，得赐玉押字印”(14)可知，“押字印”是元人对押印的称呼。“押字印”虽多不可释，但其特定图案与押主的字相对，与商品化的“姓名+记”批量押记，特别是瓷质的“押记”有所不同。

由于“押”以图案呈现，后人面对前朝押字印难以考证，几不可释，历来印谱对押印的定名大多不释，多以其性质系统地定为“押”。总结各类谱录，定名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以其品类：“押”或“姓+押”定名。

2.如其材质钮式有特别之处，则以“钮式+材质+押”的形式定名，如“龙钮玉押”。

3.如知押印主人，则以“押主姓名+材质+押”定名，如“范文虎玉押”等。

4.押印内容有标识性，如内含汉字职官与功能，直接以“汉字内容+押”的方式定名，如“提调官较同押”。

后三种一般不易混淆。但第一种因同姓多，亦最为常见，但因只能分其大类，并未呈现押的具体内容，容易混淆。在定名时如能保留押字图案，将“押”或“姓+押”的形式调整成“‘图案’押”或“‘姓+图案’押”的定名方式。既可保留其“押”之属性，又保留了图案化的“字”，可区分同姓不同字的押印主人。如以下两种“王押”，可分别定名为“‘王’押”“‘王’押”以示区别（图15、图16）。这样的方式在当下使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并不难达成。

除了官员押印外，一些官方工坊也使用押作为产品性质的特殊标识。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三省六部遗址出土的铭文砖上加钤有“官+押”的印记，观其痕迹，或为木质押印所钤（图17）。巧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官”铜押可相证，（图18）此铜押尺寸与浙博藏铭文砖上的押迹相近。“官”字指工坊的官作性质，以此作为产品的标识，是对产品质量与使用范围的双重提示。在宋金时期的酒坛密封处和铜镜上亦可见。（图19）

印章的复制工具属性又衍生出其他几种特殊的复合式押印：

1.“官称+押”：如元代“提调官较同押”。（图20）

2.“官称+留白+押”，其留白处可供手书填写：如宋代“恩州较勘相同使押”（图21）。

3.多级官称、官员及押的复合形态。功能类同铜质雕版。如元代“扬州路录事司提调官押”。内含“扬州路录事司提调官”及下库子、司吏、权典史、录判的姓名及押。押的范式同前，其中“录判舒弘押”高1.0厘米，其他诸人押高约0.5厘米。符合低级官吏具“姓名+押”的规制（图22）。

综上可知，押印与之前的印信在印色、内容和使用程序上均有不同，不同等级的职官用押，其等级标识可体现在材质、钮式和尺寸这几方面。与押印类似，后来出现的“合同”“关防”这类自名，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指向和施用对象，都是利用“印章”形态的复制功能，将不同内容融入印面，从而扩展出的玺印新品类。(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

1（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16页。

2 “伍”形双螭钮玉押，纵2.08厘米，横2.62厘米，高2.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3（元）脱脱撰《宋史》（第二册），卷二十七，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07页。 

4（宋）吕本中《官箴》，武进陶氏景宋咸淳百川学海本，1927―1930年。

5（宋）范成大撰《石湖集》，卷二十三，明弘治十六年金兰馆铜活字印本。

6（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后集，第102页。 

7 史金波等主编，［俄］孟列夫卷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6汉文部分俄藏黑水城文献·6汉文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8 明代《张永馨道士度牒》，纸本，纵117厘米，横120厘米。1962年9月上海闵行区马桥镇出土，上海博物馆藏。下简称《张牒》。 

9 史金波等主编，［俄］孟列夫卷主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6汉文部分》，第136页。 

10（明）宋濂等撰、阎崇东等点校《元史上》，卷四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489页。 

11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34页。范文虎，南宋降元将军，官至元代尚书右丞。其玉押纵3.4厘米，宽3.6厘米，高2.7厘米。 

12 范文虎，宋理宗景定中为左领卫大将军。度宗咸淳六年，累官殿前副都指挥使，受命往援襄樊，以日恣淫乐，不进兵，被劾，为贾似道所庇。后知安庆，不战而以城降元，被任为两浙大都督，得元世祖信任，官至尚书右丞。 

13（明）胡广、（明）张居正、（明）温体仁撰《明实录》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三，抄本，第5页。

14（明）宋濂等撰、阎崇东等点校《元史上》，第489页。

来源 |《中国篆刻》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