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中国印学研讨会”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联合主办，汇聚了来自海内外三十余位知名学者，从出土新材料、馆藏新发现、文字新考释、制度新探析、印人新研究等多个维度，展开了为期两天的高密度、深层次、多维度学术研讨。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金一斌讲话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沈浩讲话

沈浩代表本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中国美术学院，向百忙之中莅临的各位专家、为活动作出精心安排的上海博物馆以及倾力付出的工作团队表示感谢。他指出，自2023年中国美术学院与上海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中国美术学院努力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人民城市”建设贡献国美智慧和力量。馆校合作渊源深厚，中国美术学院“宋韵今辉”艺术特展的成功举办、浙江书法大系等研究项目的顺利完成等都离不开上海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双方专家学者有着长期非常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单就书法学科而言，孙慰祖先生加入国美教学团队以来，使得馆校合作更为紧密，双方优势互补，力争培养出一批印学研究方面的优秀青年学者，馆校合作结出累累硕果。

沈浩提到，本次研讨会汇聚老中青三代学者，围绕印学研究的核心、前沿与热点问题，从艺术学、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深入本土放眼全球，体现了当前印学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正是回应了沙孟海先生的殷殷嘱托，大有百花齐放，方驾前贤，各领风骚的气象。今年，我校建立中国书学印学研究院又获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希望基地能在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关心和共同建设下，立足书学印学研究，在中华文化的丰沃土壤中追本溯源，从源头取水，与伟大同行，砥砺艺事，成为学界同仁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开放平台，努力为新时代的艺坛谱写精彩华章。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致辞

褚晓波指出，印章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独特载体，方寸之间，凝聚着历史的厚重、文字的演变与艺术的魅力。上海博物馆致力于打造“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历来重视玺印篆刻的收藏、保护与研究。从先秦古玺到明清流派印，从出土封泥到名家印谱，上博所藏印学资源丰富而系统，在印学的推进和篆刻艺术的普及上提供了重要的学习资源，如《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伴随了包括在座学者和学子们一代代人的成长。他指出，孙慰祖先生作为上海博物馆的老专家，同时身兼中国美术学院博导和西泠印社副社长，三重身份联结着三家主办单位。孙慰祖先生数十年来沉潜于印学研究、篆刻创作与学科建设，著述等身，其学术与艺术实践，是“中国印学”作为一门严谨学科其生命力与凝聚力的生动体现。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文博、考古、高校等单位的众多知名学者，既有对古代玺印、封泥、篆刻的深入考辨，同时包含对印人、印谱、印学思想的梳理阐释，更有对篆刻艺术当代发展的思考与展望。通过会议上的交流与碰撞，推动印学研究在材料、方法与视野上的突破，构建起以文物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以跨学科为特色的中国印学研究新格局。这也是三方携手，共同举办这场印学研讨会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王丽艳致辞

王丽艳指出，印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脉络，承载着千年金石文脉与人文精神。在座的各位学者横跨考古、文博、教育三大领域：既有发掘玺印历史渊源的功底，也有深耕馆藏研究的积淀，更有培育印学新人的经验。她表示，这场研讨会能为印学研究碰撞出新的火花，为传统印艺的当代传承开辟宽阔路径。上海博物馆作为玺印篆刻收藏研究的重镇，馆藏厚、研究深，为印学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与学术支撑；中国美术学院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书法篆刻专业薪火相传，培养出大批兼具创作与研究能力的人才，为传承注入鲜活力量；西泠印社百余年来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为宗旨，以承传印学为己任，与同道共护这份文化遗产。此次三方再携手办会，正是以学术为桥，聚各方优势，让印学在交流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西泠印社与中国美术学院早有战略合作基础，去年联合推出的 “熔古铸今——中国古代艺术品展暨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创作教学展”，业界反响热烈。今年11月，西泠印社将再与上海博物馆携手举办“传朴流芳——传朴堂旧藏印合璧展”，让印学瑰宝重焕光彩。这份三方默契，必然会成为推动印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2025中国印学研讨会聚焦于近年重大考古发现，利用印章、封泥这类“微物证据”，为古代中国的治理结构与政治理念提供研究依据。在学者交流环节，刘庆柱指出，封泥为理解古代国家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文化支撑，是研究古代国家治理结构的直接物证。孙慰祖修正了原“殉葬专用印”的分类，澄清了一类重要官印的性质与时代，深化了对新莽这一特殊时期官制与印制互动关系。吴格指出林章松《公私藏印谱综录》是里程碑式的工具书，他推动复旦大学“印藏”数字平台的建立，为印学、篆刻、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银德提示“爵+名”印文的印章也可能为实用印，揭示了汉代爵印、官印在随葬制度中复杂而多元的表现形式。朱培尔指出当代篆刻艺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本体化”觉醒，它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体系与思想表达方式。吴振武重新考证了战国“信完”封泥，认为其功能是标识文书或物资封印的完好状态，是用印行政流程的物证。杨武站和曹龙分别以西汉帝陵和霸陵出土的2000多件印章与封泥为研究对象，不仅补充了汉代帝陵印章研究的新资料，也为西汉印章的断代与制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考古依据。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通过河泊所遗址出土的2300余枚封泥，论证汉代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的有效管辖。为汉代以来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考古证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研究馆员叶尔米拉系统梳理新疆出土的汉唐印章，论证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持续治理与政治认同。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张杨力铮和王逸清公布的安陵邑下属聚落出土的690余枚封泥，为研究汉代基层行政组织的日常运作、物资流通与封检方式提供了珍贵的微观个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瑞对秦“栎市”陶文进行分类与断代，探讨其在秦代工官制度中的意义。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秋晨以考古出土晋代印章为核心，勾连文献与制度，揭示了东晋时期军事制度、社会结构及人口迁徙的复杂面貌。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阿部幸信比较东亚各地玉印与金印的使用差异，探讨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从跨文化视角揭示了印章材质与权力象征的关系。

会议还披露了各大馆藏机构系统整理与研究的最新成果，高校的古文字学家呈现了考释古文字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刘海宇系统介绍日本藏中国古玺印的收藏情况与研究价值，为中国古玺印的海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基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熊长云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秦官印首次进行系统整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再论秦印断代的标准问题。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孔品屏系统梳理上海博物馆馆藏宋代官印，并指出宋代出现的“官用玺印新种类”，揭示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文书制度完善对玺印功能与形态的影响。辽宁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书慧以辽博72方玉印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清高宗谥宝、 乾隆宝玺和溥仪宝玺。南京晓庄学院美术学院教授朱琪以龙游博物馆藏余绍宋自用印与其未刊日记中的批语为核心，为近现代文人用印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施谢捷认为古玺中旧释从“邑”从“鱼”之字，有些应改释为“温”，进一步推进了战国文字考释和姓氏研究。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匡亚明特聘教授李春桃针对新出楚玺中的“鄀”“敖”等疑难字，结合楚文字演变规律与文献，提出新的释读意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石小力、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石继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博士后纪帅、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魏宜辉分别解决了战国文字的难字释读和秦汉人名考释问题。中国美术学院汉字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段凯和助理研究员石连坤分别对分析晋宁河泊所封泥的文字构形特点、以及河泊所封泥中的职官与年代问题进行了探讨。

会议同时关注印谱、印石、书信等多元史料，贡献了文人篆刻的生成机制、传播网络与思想内涵等重要成果。薛龙春利用信札、题跋、印章等大量一手材料，重现了清初遗民篆刻家程邃在扬州与周亮工、王士禛、金镇等各级官员构成的庞大社交与赞助网络，揭示了文人篆刻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关系。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杜志强整理并研究王敦化《印谱知见传本书目》的增补手稿，补充了印谱文献目录学的重要资料。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段成贵考述赵之谦《二金蜨堂印谱》的版本流传与印石流转过程。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副教授冯立以鞠履厚《坤皋铁笔》为中心，揭示了鞠履厚在印谱编纂过程中对印章风格、文字准确性、艺术表现反复修订的细节。《中国篆刻》执行编辑张震系统梳理了考古出土的唐、宋、元、明石质印章，认为文人篆刻的兴起是一个漫长的“风气涵育”过程。

本次研讨会以精准的学术定位为导向，以饱满的议题报告为核心，在紧密有序的流程下圆满闭幕。会议充分彰显了中国印学深厚的学术积淀与蓬勃的时代活力，推动印学研究向更精深、更广阔的领域迈进。

本文转自  中国美术学院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