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震宇

书法艺术和文学、绘画、音乐艺术形式一样，都是感受生活之美，生发成传世之作。

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一些基本的认知问题，比如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如何把握技巧与精神？全篇和细节？如何提升字外功夫和综合修养？其实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可以包办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归根到底，都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学习过程以及生活中的感受而由此生发出的一些思想、理念，并衍生在作品中表达出的一些独特的艺术语言。这一点，在我看过张大千的艺术特展后感觉尤为明确。

张大千自画像

2016年清明节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学习会议在成都召开，那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古城也刚刚沐浴了初春的小雨，正是杜甫笔下“好雨知时节，花重锦官城”的景致，无论是杜甫草堂还是武侯祠，都显得那样的鲜嫩，最后一站，参观四川省博物院，进门便被“大风堂艺术特展”所吸引，于是整个上午，都在展厅里逡巡，看着大千先生的精美巨制，听导游介绍他独特的敦煌经历，不由的对大千先生的艺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促我深思，书画的感受与生发的奥秘。

张大千去敦煌之前已经成名，非但技法精湛，而且有着不错的市场和广泛的人脉，可以说只要保持这种势头，他也可以名垂画史，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他放弃优渥的生活，去往条件非常简陋的敦煌，非要去画莫高窟的壁画呢？虽然当时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猜测，但我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绘画艺术的热爱。张大千是天才级的画家，他对于明清以来以八大、石涛为旗手的文人山水画的理解和掌握在近代可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他所仿制的石涛山水就连吴湖帆这样的鉴定大家也无法分辨。但是是一辈子沉湎于古人，还是另辟蹊径？对于张大千而言，一定希望有所突破，那么，是像徐悲鸿那样直接西游，还是扩大视野继续从古人那里深挖？我想大千将目光投向敦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而绝非一时的冲动。从1941年3月到1943年11月，两年零七个月的时间里，张大千率领弟子家人离开成都，远赴敦煌。在此之前，他对一位老友说：“去敦煌，要安营扎寨住下来。搞不出名堂，不看回头路。”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的敦煌之行，远非我们今天常见的写生，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单单是动用的骡马拖运行李，就多达11车，他还特地从青海塔尔寺高金聘请了七位画唐卡的画师，专门调配研磨矿物颜料和加工画布，为了把颜色都复原到原本的色调，所以，他的这些临摹作品历经数十年，仍然色彩如新。这次敦煌之行，共耗费黄金5千余两，这笔债，张大千用了20年时间才还清。

在敦煌期间，张大千整理文物，为洞窟编号并临摹壁画300多幅，这一切，均是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完成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要防备土匪的侵扰以及澄清说他破坏壁画的谣言。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开拓了他的眼界，从文人画的“小我”、“水墨技巧”到宗教壁画的“无我”、“庄严崇高”；从世俗的“俚语”到精神的直白，大千的艺术完成了涅槃。其画风的第一次变化，就是自敦煌之后开始的，由此可见，大千对绘画艺术的感受之深，生发的作品也都是旷世之作。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张大千的艺术特展”的布展也非常有特色，进门后是《临唐天宝壁画第20窟》，画面高约8尺，全系白描写成，人物气息安详，线条圆润光洁，表现出精湛的笔墨功力和雍容华贵的气息。转过来是《临晚唐劳度叉斗圣变》图，长达9米，宽4米。画面有约120个人物，人物神采各异，栩栩如生，实乃是一幅煌煌巨制。在敦煌的两年，张大千精心临摹了从北魏至明代的敦煌壁画中的精品之作共两百余幅，张大千离开敦煌后，曾在兰州举办过一次画展，反响极大。1943年年底回到成都，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这次展览，当时誉为盛事。史学家陈寅恪在看完重庆画展后评云：“·····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由于敦煌壁画中许多已无迹可寻，这批壁画摹品更变成了研究敦煌壁画和张大千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张大千书七言联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市场表现很好的书画家，拥有的资产远远超过5千两黄金，可是又有谁还会含辛茹苦，做大千先生这样的事呢？感受与生发，乃是艺术家须终身面对的课题。

注：本文撰写于2016年，这一年的初春时节，笔者恰巧去四川成都参加会议，空闲时去四川省博物院参观“张大千艺术特展”，展品丰富，多是大千先生敦煌写生的原稿，气势恢宏，非一般的印刷品所能传神，遂有感而发，写了这篇文章。本文曾发表于《十月书会》会刊2016年第3期。

——刊载 | 长三角美术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