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时年25岁的王蘧常致信王国维：“蘧少溺于纷华靡丽之学，又分志于所谓泰西格致之学者有年，年十五，始拜沈寐师门下苦学诗及文，讽《太史公书》《文选》卒业，于是稍稍知文章流别，概然有述古之意。寐翁又授以段氏《说文注》，曰：通此可以读古书矣。于是始知有训故之学。”

近日，王蘧常先生家属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捐赠王蘧常著作手稿《诸子学派平论疏谊稿》《秦史稿》《秦史佚稿》，十二册《王蘧常文集》亦正式发布。与此同时，王蘧常先生法书（线上）展览在哲学学院网站开幕。这位文史学家、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位以章草闻名的书法大家。2018年入选首批“上海社科大师”。

王蘧常（1900—1989）祖籍浙江嘉兴，幼读诗书，中学时期就被同学呼为“孔斐安斯”（英文孔夫子）。1919年，入唐文治先生在无锡创办的国学馆，他自叙“受教于唐文治先生者至深且大”。他还曾从外族叔祖父沈曾植受书学与文学，并向父亲的同年梁启超先生请业子学与史学。王蘧常后来在《自传》中说：“他日拟作秦史，妄欲于旧史陋习有所刷新，实由（梁启超）先生高论启发之。”又：“我之治子学，实为作史服务也。”

《诸子学派平论疏谊稿》由王蘧常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夏大学教授先秦诸子学术的讲稿整理而来。成稿后，他将其送呈梁启超先生教正，梁先生不但回信嘉勉，还亲自将书名改为《诸子学派要诠》。1936年，《诸子学派要诠》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文史大师孙德谦为其作序并高度评价：“其书盖有三善，以子证子，以本子证本子，不涉己见，而源流短长毕具。一也。折衷诸家之说，而必于至慎，蕲于至当。二也。辑诸子行事历履为小传，足补太史公书之阙。三也。”

捐赠的另外两部分手稿《秦史稿》《秦史佚稿》更是凝聚了王蘧常毕生研究的心血，也是其坚韧的治学精神的象征——王蘧常年轻时曾尝试三代史，然而父亲建议他作秦史，“秦结三代之局，乃其史自古无专著”。于是他立下志向作此书，但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诸子学派平论疏谊稿》，后改名为《诸子学派要诠》

因为考虑到牵涉材料众多，王蘧常先发动家中小辈一起做长编，找出数十种古籍，让他们不论理解与否，凡遇秦字即抄录，不出二月便得抄本十余册，“虽芜杂，然翦榛摘秀，于秦事盖少遗佚矣”。据长编作成纪传文若干卷后，却遭遇不歇的军阀内战，长编初本遭毁，作成的纪传文也丢了。所幸长编清本还在，为“劫灰之余”。之后历经特殊时期，又需补足。此时日月重光，王蘧常想到早前沈曾植师得知他发愿作秦史，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鞭策，于是“打叠精神，不能自已”，奋力编补。“书经三毁，而其志不衰。”此次其家属捐赠的《秦史稿》《秦史佚稿》正是王蘧常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不顾年老体迈重新撰写而成的。

《秦史稿》，1980年代初

1974年，王蘧常致信冯其庸：“昨吴恩裕同志枉顾，带到承惠灵芝六枝，喜甚喜甚，已插入今董瓶中（此瓶虽非古董，但贾颇昂，为人所赠），时时欣赏。”

在《自传》末尾，王蘧常说：“常自念此身岂甘与鸟兽草木同腐，于是妄冀所以不朽者。”立德立功不敢望，于是兢兢于立言。他治史学子学，作文作诗，留下多部著作。《王蘧常文集》收录王蘧常所撰、注、编纂的著作十四种，包括史学著作《秦史》《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及五种年谱著作，子学著作《诸子学派要诠》，前人别集笺注类著作《顾亭林诗集汇注》《梁启超诗文选注》，自撰诗文别集及诗话作品《明两庐诗》《新蒲集》《抗兵集》《国耻诗话》，并辑录了散见于报纸杂志中的单篇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于书房

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土壤，滋养出这样一位通才型的大师？从他的家学和师承不难找到答案。王蘧常出生于浙江嘉兴的书香世家,父亲王甲荣是近代著名诗人。幼承庭训的他，三岁辨四声，五岁读《四书》《毛诗》，七岁即耽读韩愈、柳宗元文章，作诗10余首，被誉为“神童”。10岁入学堂，白天上学，晚上在父亲指导下阅读《史记菁华录》《纲鉴易知录》等史书，且大多都能倒背如流，很快就对中国历史了然于胸。深厚的家学渊源之外，王蘧常追随过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从唐文治学经文，从梁启超治文史，从沈增植和康有为学书法，“转益多师却不固守一家”，这自然为他的博通奠定了底色。

在王蘧常的求学经历中，不得不提无锡国专。它由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于1920年创办，在传统文化式微的当时，这所学校却以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成为20世纪教育史上特别的存在。无锡国专第一届招生仅24人，却有1500多人报考，因为不限年龄，其中不乏两鬓斑白者，年轻的王蘧常从中脱颖而出，成为唐文治的学生。自此，从学生、留校任教，再到无锡国专的教务长，他不仅是唐文治最得意的学生，更作为他教育事业的接班人，在长达60多年的教育人生里，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鞠躬尽瘁。
             

王蘧常后来回忆说，“受教于唐文治者至深且大。经学理学外，尤深得其论文及读文之法”。唐文治督教严格而又循循善诱，所教经文必定要学生能背诵，并亲自面试，每月考试一次，内容不限经学，兼及史学、子学、文学。唐文治还认为，文字是经天纬地的事，了解古文源流变革的线索，就能明白古书的经纬及命意，这些都对王蘧常影响至深。读书时，王蘧常便与他的同学、文字学家唐兰一起坚持背诵《说文》部首五百四十部，来往信札也都坚持用甲骨文或钟鼎文。留校任教后，为了讲授古典文学，他更是“疲精考据，常穷日夜”，凡是遇到异文奇字，必摘录而深究。初上讲坛，有学生看他年轻，故意拿出古文奇字“刁难”，他都能一一作答。老师的教诲也一以贯之在王蘧常对学生的教导中，晚年在复旦大学给研究生新生上课，让他们读的第一本书还是《说文解字》，并且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来讲授。

让学生们印象深刻的，还有王蘧常惊人的记忆力。据他的学生、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回忆：“当时老师讲《庄子》，我听他讲《逍遥游》。老师讲课时从不带课本，从正文到注释全是背诵，而且与我们带的《庄子集释》一点不差，重要的是他疏解了各家的注释后，往往出以己意，发人深思，所以那一学期，一篇《逍遥游》没有讲完，但他却给了我治学的门径，那种‘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

中国学术有“照着讲”的传统，但王蘧常不仅有“照着讲”的扎实，更有“接着讲”的创新。在通贯的基础之上“发前人之未发，证前人之所无”，这也是他始终恪守的治学原则，许多著作都能为之佐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治秦史，正如当时的文史大师孙德谦在为其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秦史》断代，二千年来无作手，一若留以待君者”，这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工作。早年问学于梁启超时，王蘧常曾听老师讲起中国旧史研究的弊病，“记载历史，仅记事件，不记原因及影响，故史书虽多，缺乏生气”，他便“毅然立志，一新其面目”。在秦史的纂著中，王蘧常在旁征博引、“多取地下材料”的基础上“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并做到“旧史积习，扫地刮绝”，被孙德谦誉为“隐然欲立史家新范”“洵为不朽之作”。此外，诸子学研究中的王蘧常也是“特立独行”的，在《诸子学派要诠》中，除了人们熟悉的孔孟之外，他还敢于碰一些“硬骨头”，如研究较少的荀子，甚至诸子中“冷门”的文子，他都有精到的阐发；他并不拘泥于儒家的研究，而是对先秦诸子都有深入的了解，并将他们的思想融会贯通。孙德谦曾高度概括王蘧常在诸子研究中的最大特点：“以子证子，以本子证本子，不涉己见，而源流短长毕具”。 

《秦史》和《诸子学派要诠》

世上的高明，靠的其实都是“笨”功夫。撰《秦史》时，为了广罗史料，王蘧常效仿倪端著《六艺之一录》时发动亲属相助的故事，找出数十种古籍分给家中亲属，要求他们不论理解与否，凡遇秦字即抄录，不出二月便得抄本十余册，抄录虽然芜杂，经过他的细心剪榛摘秀，却化为丰富的史实素材。搜集史料只是第一步，治《秦史》的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几乎耗尽王蘧常毕生的心血——初稿在战乱中遗失被毁，二稿又在政治运动中被撕成碎片，他曾经一度灰心绝望，但想起胡三省注《通鉴》数毁终成之事，便一次次打起精神，不顾年老体迈，举炳烛之光，在残稿的基础上次第补苴。

对王蘧常来说，学问和生活早就难以分割。据他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回忆：“我曾听师母说，先生年过古稀，仍每日读书不倦。若晚上睡不安稳，便从脑子里搜罗些文章来背，不拘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如果背得顺畅，便一觉睡到天亮。有一回背诵欧阳修的文章，忘了一句，结果硬是半夜起来，从床底寻出《欧阳文忠公集》，找到那一句，方始安心睡下。”    
     

在吴晓明看来，先生这一艺术追求的形成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那便是清末的碑学运动。这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值金石之盛，乘帖学之坏，碑学浡然以兴”，帖学已经失去了古意，文人都希望从更古老的碑刻中寻求灵感，“以复古而求开新”。而在所有文体中，草书最难，因为它不是正体，所以在古代碑刻上极为罕见。但在沈增植的教导下，王蘧常却恰恰选择了这条最孤独而艰难的道路。“从书法史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先生是碑学运动最后的完成者，他将草书和碑学的精神完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吴晓明如是说。

王蘧常在书房

为了实现草书的“复古”，王蘧常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的方法有二：“一则定章草为‘解散隶体’”，用隶书和篆书的笔法写草书，这样就使得原本“一寸见方”的章草，在他笔下可以有一张桌子那么大。为此，他曾经坚持六年用篆文记日记，还把《说文》中的全部篆字写过许多遍。“二假秦简汉牍之新出，爬罗剔抉，补草书进阶之阙如，接隶变茫茫之坠绪”，饱览大量草书碑文，掌握比前贤更多的书法资料，拒绝杜撰，真正做到“笔笔有来历”。

也正因为如此，王蘧常的书法艺术其实是他深厚古文字功底及其广博学养的外化。这种“学人之书”的气质，不是单纯苦练技巧所能习得的，而是万卷书香里酿出来的，因而书法界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读王蘧常的书法，主要是读他的学问。”正如范敬宜所说：“学人未必就是书家，但真正杰出的书家必然是杰出的学人。这是被中国书法史所证明了的一条规律，而王蘧常先生则是一位典型的代表。”

据儿子王兴孙回忆，晚年有人向父亲求墨宝时，他特别喜欢书以荀子《劝学》篇中的“真积力久”。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以后，白话逐渐取代文言，钢笔也逐渐取代了毛笔成为主要书写工具。然而，王蘧常却仍然保留了传统文人的习惯，无论写文章、书信，还是记日记，全都用毛笔，并以文言书写，这在他那一代文人中也极为罕见。“真积力久”，无论书法还是治学，这四个字又何尝不是他信奉了一生的座右铭。

王蘧常书法作品

王蘧常一生远离政治，无党无派、无官无职，只是纯粹的学者和文人，但身逢乱世，他并不是躲在书斋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民族兴亡之际，传统文人的铮铮铁骨与高风亮节，于他的笔墨间清晰可见。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在八年抗战期间为鼓舞民心及士气而作的诗文：痛感于中国近代之遭凌辱，他作《国耻诗话》；倭寇猾夏，他又著文《论倭不足畏》，传诵一时；全面抗战起，他诗笔纵横，其中联语云：“英雄血尽遗余垒，魂魄归应恋旧邦”。又：“要使国家留寸土，不辞血肉葬同阬”。又：“凭栏多少哀时意，并入潮声发浩歌。”这些诗作后来编纂为《抗兵集》出版，从中可观世变，也可作民气，堪称一部蔚为壮观的抗战史诗。

《梁启超诗文选注》和《抗兵集》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蘧常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愿与世浮沉的气骨。1940年春，汪伪政府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大学。校长是王蘧常在无锡国专求学时的老师，屡次邀请他去担任文学院长，他都断然拒绝，并以《节妇吟》一诗明志。随后，他所任职的之江文理学院、大夏大学及光华大学附中都在战乱中相继关闭，不久交通大学也被汪伪政府接管，他与陈石英、裘维裕等共六名教授，坚持民族气节，愤而辞职。敌伪势力十分恼火，曾有特务用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逼王蘧常返职，他不计个人安危，义无返顾。离开伪交大后，王蘧常便无一处任教之职，毫无收入，后来得到当家庭教师的机会，才勉强维持生计。据王兴孙回忆，沦陷时期，家里经常吃夹带山芋块的饭，有时一餐全吃山芋。有一年大除夕，也无可口的饭菜，只能以菜粥当年夜饭。虽然如此贫困，父亲对人却说：“行心之所安，虽苦也甘。”

王蘧常于上世纪40年代

在怀念文章里，王兴孙这样写道：“父亲总想把自己所学完全传给学生，让学生不仅有成家立业之本领，而且对国家、社会多作贡献，成为栋梁之材。他在讲课时，常常谈到做人之道，对此更是循循善诱，言传身教。”这一点在王蘧常的学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定生那里也得到了印证。师从王蘧常30年，他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是做人之道，“老师说‘内圣外王’概括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全部问题，意思是‘内在修身，外在做人’。他告诫我读史的目的实际上是对自身的一种修养，而不能纯粹地把它当作知识来接受。在这点上，老师本身的言语和作为对我产生很大影响。”

王蘧常的这一教育理念，其实继承着唐校长为无锡国专定立的办学理念：修道立教，正人心、救民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代，王蘧常在拒绝出任伪职、为生计奔波的同时，他还要为无锡国专的办学而殚精竭虑——当时，因唐文治年迈体衰，实际校务和教务几乎全由他一人肩负。他深知培育人才离不开名师，便先后请来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朱东润、张世禄、胡曲园、王佩诤先生等，从这份名单中不难发现，他当时聘请的都是造诣极深的名家大师。此外，筹经费也常常让王蘧常伤透脑筋，往往到学期终了前一月，教职员工薪水还无着落，他便不得不奔走于富家巨绅和私人银行之间，募捐借贷，以渡难关。

早年授课情景

但正是王蘧常和唐文治的这种坚持，在新旧更替的时代夹缝里为中国传统学术保留了“学脉”。虽然无锡国专办学仅仅30年，培养学生不过2000余人，却出了一大批国学大家、文科大师，在当时有“北清华（国学研究院），南国专”一说。当年任教于无锡国专的名师，许多也都成为上海各大高校的文科带头人。王蘧常本人便是复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的学科奠基人。在孙向晨看来，“与北派国学强调‘整理国故’不同，以唐文治、王蘧常先生为代表的南派国学强调‘修道立教’，他们不仅仅是传授国学知识，以纯粹学术的态度来看待国学，更是将其作为一种活的文化，注重对学生士人风骨的涵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无疑是一条最艰难的道路，但放在今天来看，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今天讲的国学复兴也应当在这样的方向上继续下去。”

唐文治在临终前曾语重心长地对王蘧常说：“将来条件允许，无锡国专应力求恢复。此乃关系到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长久大计，非一校之存废而已。复校大业，全靠老弟了！”此后的30多年，老师的遗愿始终萦绕在王蘧常心间。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仍在为无锡国专的复校而奔走。尽管这份夙愿最终没有实现，但是，在他倾毕生之力留给后世的皇皇巨著里，在他倾毕生所学留给后人的谆谆教诲中，仍然有一种精神传递下来，烛照着后继者的路——2008年哲学学院开办上海首个国学班，2011年开设国内首个英文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硕士班，2016年成立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2017年成立王蘧常研究会，“我们在努力沿着先生的足迹，接续南派国学的火种，为今天的国学复兴尽一份力。”孙向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