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冀青
胡适（1891-1962年）
胡适（1891-1962年）是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之一，也在“敦煌学”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有学者认为，胡适“从1926年首次接触敦煌文书直到1962年告别人世，可以说对敦煌文书的研究，伴随了胡适大半生”（1）。至于胡适何时开始研究“敦煌学”，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在1926年。当年，胡适趁赴英国开会之机，顺便调查研究过英藏、法藏敦煌 文文献。但实际上，胡适第一次研究敦煌文献的时间应该提前12年。早在1914年8月，胡适便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撰文，与英国汉学家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汉名翟来乐、翟林奈等，1875-1958年）讨论英藏敦煌汉文写本《敦煌录》。今天，在回顾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历史之际，有必要对胡适在“敦煌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评价，有必要对翟理斯在“敦煌学”史上的业绩进行回顾，也有必要对《敦煌录》的整理、研究历史进行总结。不过，本文限于篇幅，只是为了探索胡适与“敦煌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对胡适与翟理斯围绕《敦煌录》进行学术讨论的过程作一探讨。
《敦煌录》是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年）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获取的古代写本之一，1909年入藏大英博物院（The British Museum），1973年转入英国国家图馆（The British Library）收藏。斯坦因最初为《敦煌录》确定的遗址编号是Ch.103号，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英博物院将其改编为S.5448号，沿用至今。《敦煌录》是一件册子装写本，正文共占14页，每页书写5行或6行，全文共898字。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文物于1909年初运抵英国偷敦大英博物院，在经过初步的整理、分类后，其中的汉文文献于1910年归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收藏。而当时该部主管汉文文献的管理员，便是翟理斯。
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汉学世家。其父赫尔伯特·阿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汉名翟李斯、翟理思等，1845—1935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汉学家，1897年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出生在中国，自幼随父亲学习汉语和汉学，于1900年进入大英博物院工作，负责管理汉文图书。1905年1910年间，翟理斯先后翻译出版了《老子》、《庄子》、《论语》、《孙子兵法》等中国典籍。（2)翟理斯从1910年开始研究敦煌汉文文献后，选中的第一件写本，便是《敦煌录》。经过几年研究之后，翟理斯在1914年7月出版的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4年卷第3期上，发表了他关于《敦煌录》的研究成果，题为《<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3），刊布了《敦煌录》全文的英译、考释、释文、照片等。这篇文章是翟理斯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敦煌录》也因此成为第一件被完全刊布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翟理斯在《<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的前言中说：汉学研究在本国的衰败落后，通过一个事实便可已太过清晰地表现出来了。这个事实就是，在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于5年前带回家的那批浩如烟海的汉文本当中，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部典籍，实际上是被刊布的第一部典籍。不过，有一件事不能说是完全不相宜的，那就是，这个光荣的地位，还是留给了一本简略记录敦煌地区的小册子，而且该小册子中还包括一段关于那些著名石窟的描述，整个写本搜集品就是发现于那些石窟中的。《敦煌录》的确有点简略，使人干着急，实际上总共才有893个字。但是，就在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它却触及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适当的讨论，所需的空间要比这里能够提供给它们的空间大得多。最起码，一段话就可以为迄今从未被解决的棘手的地形测量学问题提供大量的线索。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它都值得一读，因为它是一篇短篇概述，总结了人们对唐朝末年这片地区所了解的一切，这片地区虽属遥远但却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将这篇典籍的断代确定在唐朝末年这一时期，其理由会在文中的附注中提供出来的。这件写本的书法粗陋，但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清晰可辨的。不过，还是会发现有少数几个字，抄写者将它们写成了“草体”。这种字体对任何一位外国学者来说都是特别致命的绊脚石。我尽我最大的能力，解读了这些草字，但是由于缺少来自土著专家或其他专家的任何帮助，我还不能非常肯定地说，我的释读是否正确。至于文书的风格，简明扼要的程度往往使文意趋于朦胧不清，在某些段落里，是绝不容易提供断句标点的（如同在几乎所有汉文写本中一样，文中的断句标点是被省略掉的）。（4）翟理斯说《敦煌录》全文893字，应该没有将卷末“敦煌录一本”这5个字包括在内。
翟理斯《<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全文30页，其中正文26页（第703-728页）,照片图版4页。正文中，英译和考释占22页，汉文释文占4 页。在前言（第703-704页）之后，按照当时欧美东方学界刊布东方写本的习惯做法，先后分（1）英译、（2）考释、（3）释文、（4）刊照片等步骤，将将、《敦煌录》全部刊布出来。英译部分是翟理斯文章的主体，考释部分穿插于英译本的各相关段落之间，这两部分（第704-724）占去正文释文部分是翟理斯英译的基础，照片部分26 页。
翟理斯出生于英国的传统汉学世家，在理解和英译传世古代汉文文献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在翻译《论语》等传世典籍时得心应手。但是，在应对近代敦煌、新疆等地出土的古代汉文文献时，实在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因此，在翟理斯公布的《敦煌录》释文、句读、英译、考释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错误。客观地讲，翟理斯研究《敦煌录》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除了有几处地方存在着断句、释文方面的错误并进而影响到其英译本的确性外，其释文和英译本总体上说是比较准的。翟理斯所犯的错误，对于一般古文基础稍好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眼就能看出来。于是，当刊载着翟理斯文章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4年7月号从英国发行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时，正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胡适，很快就抓住了翟理斯的把柄。胡适于189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于1895年4岁时在家乡绩溪县入塾读书，1904年13岁时到上海求学，先入梅溪学堂，1905年转学至澄衷学堂。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1910年，胡适北上北京，考取第二批留美官费生。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在上海登轮赴美留学，于1910年9月到达美国纽约州依萨卡（绮色佳，Ithaca），入康奈尔大学留学。胡适最早学习农科，1912年初弃农学文，主修哲学。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虽然在专业和兴趣上都与敦煌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不得不关注欧美汉学家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其中包括翟理斯的译著。翟理斯英译的《论语》，作为《东方智慧丛书》之一，于1907年由英国伦敦的约翰·穆莱出版社出版，1910年又由英国杜顿（E. P. Duton）出版社再版（5）。胡适1913年11月17日日记（“《论语》译本”）中记载道：“E.P.Duton书局有新译《论语》一部（1910），译者Lionel Giles（莱昂纳尔·翟理斯），为《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6）1914年2月，胡适从康奈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6月17日参加了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此后几个月时间，胡适闲来无事，译书读书，浏览西方各国的汉学杂志，于1914年8月2日无意间看到《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翟理斯《<敦煌录>：关于敦煌地区的记录》一文。当时的胡适，可能对中亚考古以及敦煌文献之类的事情所知甚少，但他深厚的国学底蕴使他很快就看翟理斯对《敦煌录》的断句、英译存在不少错误。胡适在核对翟理斯刊布的照片、释文和英译后，对翟理斯的部分释文、断句和英译甚感不满。于是，年少气盛的胡适很快动笔撰文，根据杂志上刊布的照片，为翟理斯的释文和句读纠谬。胡适在1914年8月2日日记（“解儿司误读汉文”）中记载道：偶读《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报》(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Part III，pp. 703-729），见彼邦所谓汉学名宿Lionel Giles者所作《燉煌录译释》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页。《燉煌录》者，数年前燉煌石室发见古物之一也，所记燉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抄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不意此君（解儿司）所释译，乃讹谬无数。其最可笑者，如“古号鸣沙神沙。而祠焉近。南有甘泉。”又如“父母虽苦生离儿女，为神所录。欢然携手。而没神龙中。刺史张孝嵩下车。”盖以“神龙”为神龙之渊，而不知其为中宗年号也。以上句绝皆照解氏本。又如“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译“有寺古木"曰：“there is monastery and clump of old trees”，岂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谬者，原稿有“纯”字，屯旁作“长”，解氏注曰：“纯字似有阙笔，盖为宪宗讳故也；又有“祝”字，为昭宣帝讳，而无阙笔；故知此稿成于宪宗昭宣之间也”。其实纯字并无阙笔，且稿中阙笔之字多，如“昌”作“吕”，“害”作“宫”，“烏”作“乌”，盖录手不学不识字之过耳。类此之处尚多。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尚尔尔，真可浩叹！余摭拾诸误，为作文正之，以寄此报。（7）胡适所说的“解儿司”，即翟理斯。此时的胡适，年龄尚不满23岁，身份是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本科生，而翟理斯已经是年近40岁的英国著名汉学家。胡适在日记中对翟理斯冷嘲热讽，也表明胡适恃才高傲的性格。胡适此时对翟理斯当然并不太了解，他认为翟理斯是“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大概是因为翟理斯家族在英国汉学界的显著地位，也因为他前一年刚看过翟理斯译的《论语》。胡适为《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撰写的纠误文章，题为《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Lu）。胡适写完这篇文章后，从美国投寄到位于英国伦敦西区阿尔伯马尔大街22号（22，Albemarle Street，London，W.）的皇家亚细亚学会。当时皇家亚细亚学会主持日常工作的人是该学会的干事夏洛特·休斯小姐（Miss Charlotte Hughes），她又身兼皇家亚细亚学会图书馆馆长和《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主编等职。休斯收到胡适的文章后，首先征求了翟理斯的意见。翟理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意发表胡适的文章，同时又对《敦煌录》重新进行了翻译。数月之后，在1915年1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胡适的纠误文章《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 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同时发表。
胡适发表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8），全文共5页（第35-39）。胡适在该文前言中说:为了清晰的缘故，我要在4个单独的标题之下，组织我的讨论。4个标题是：（一）断句标点错误；（二）对汉文原文的误读；（三）原文本的讹误；（四）其他方面的讨论。（9）“（一）断句标点错误”是胡适文章的重点，占了全文5页中的3页半。胡适在该标题之下，进入正式讨论之前，写了一段很不客气的话：在我看来，翟理斯博士在为汉文写本进行断句标点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正如他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第704页），断句标点在几乎所有汉文写本中都是被省略掉的，而让一位外国读者提供断句标点自然而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对以下段落提出我的意见。（10）该文在4个大标题下，涉及12个小问题：“（一）断句标点错误”下包含5个问题；标题“（二）对汉文原文的误读”下包括3个问题；标题“（三）原文本身的讹误”包括2个问题；标题“（四）其他方面的讨论”包括2个问题。胡适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不仅仅是胡适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也是胡适的第一篇纯学术论文，而且刊登在当时世界顶尖级术刊物上。在此之前，胡适只是在中学的内部校报、美国的一些报纸上发表一些时评类文章。虽然胡适写这篇文章是出于偶然的机会，主要目的是纠正翟理斯文中的错误，但这篇文章也开启了胡适对敦煌文献的兴趣，使胡适闯入了“敦煌学”的殿堂。自1914年7月翟理斯发表《敦煌录》初译本之后，除了胡适之外，许多汉学家对于翟理斯的译文提出了批评与建议。除了伯希和、老翟理斯之外，还有英国汉学家爱德华·哈珀·帕克（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年）、埃德蒙德·特列尼·拜克豪斯（巴克斯，Emund Trelawny Backhouse，1873-1944年）等。翟理斯看到胡适的纠误文后，采纳了胡适的大部分意见，同时也参考了其他英国学者的意见，决定重译《敦煌录》。在1915年1月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卷第1期上，紧接在胡适的纠误文章《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之后，发表了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第41-47页）（11），这是翟理斯的第二篇“敦煌学”论文。翟理斯在该文的前言中说:我非常感谢胡适先生，因为他如此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文章，并指出了一些毋庸置疑的错误。可惜的是，还有一些错误逃过了他的眼睛。不过，我的父亲赫尔伯特·阿·翟理斯教授（ Professor Herbert. Giles）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提醒我注意那些错误，我对他们也要表衷心的感谢。根据这些勘误，似乎有必要对整个写本原文的翻译进行修正，现将修订后的译文发表于此。（12）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一文，除了前言外，只有英译部分，而省略掉了录文和照片。翟理斯在译文中，通过注释的方法，对有关问题加以讨论。《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915年第1期上发表了胡适的文章和翟理斯的《敦煌录》重译本后，休斯很快就给胡适寄送了该期杂志以及几份胡文抽印本。胡适于1915年2月11日收到休斯寄来的邮件之后，得意之余，对翟理斯勇于改正错误的做法也大加赞赏。胡适1915年2月11日日记（“西方学者勇于改过”）中记载道：去年八月二日，余读英人Leonel Giles（13）所译《燉煌录》，为摘其误，作一校勘记寄之，至今数月，未得一字之答复。今日英国邮来，乃得英国国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书记寄赠所刊余所作文单行本若干份，译者已自认其误，另译《燉煌录》一本，亦刊于《亚洲学会杂志》内(（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an. 1915），则西人勇于改过，不肯饰非，亦足取也。（参看卷五第三五则）（14）胡适在记录了1915年2月11日日记后，再也没有提及他于1915年1月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也没有将该文收入自编的任何文集中。
胡适与翟理斯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论 《敦煌录》之后，胡适于1915年9月离开绮色佳的康奈尔大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随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研究哲学。1917年，胡适离美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翟理斯依然整理英藏敦煌文献，并在伯希和放弃为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工作之后，于1919年正式接手为英藏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任务。胡适自1915年后不再提及他与翟理斯讨论《敦煌录》之事，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1）胡适只将这篇文章当作是“为摘其谬误”的“校勘记”，而不认为该文是一篇学术论文，逐渐将其淡忘；（2）该文是胡适年少气盛时的乘兴之作，文中批评翟理斯的言辞过激，而胡适与翟理斯从1926年首次见面后关系一直很好，不想再以此文章的存在刺痛翟理斯的伤疤。尽管胡适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胡适研究者们一直全力网罗胡适著作，迄今已编成各种胡适文集，但惟独遗漏了胡适于1915年1月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莱昂纳尔·翟理斯博士关于(敦煌录)的文章》一文。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胡本人除了在1914年8月2日日记和1915年2月11日日记中提及此事外，事后再未提起这篇文章；（2）在中国很难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各期；（3）胡适在该文标题下署名Suh Hu，此外没有任何关于作者国籍、年龄、机构、职务之类的介绍，一般研究者很难将作者Suh Hu与“胡适”一名联系起来。
胡适于1910年赴北京报考第二批留美官费生之际，正式使用中文名字“胡适”，并采用Suh Hu作为英文名字。胡适于1910-1917年在美国期间，于1917-1926年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一直使用Suh Hu这个英文名字。1925年，英国外交部在未与胡适本人商量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胡适为英国退还庚子赔款基金咨询委员会（简称“英国庚款委会”）的3名中国委员之一，将胡适的英文名字音译为Hu Shih。1926年上半年，英国庚款委会代表团在中国考察，该代表团的7名成中包括胡适等3名中国委员，代表团专用信纸英、中文信头“British China Indemnity Delegation（英国庚款委员会代表团）”下，用英文印着代表团成员名单，其中胡适的名字为“文学学士、哲学博士胡教授（Professor Hu Shih，B. A., Ph. D.)”。（15）随后，胡适于1926年下半年赴英国参加英国庚款委会会议。可以说，以参加英国庚款委员会的活动为契机，胡适废弃了Suh Hu一名，开始使用更准确的Hu Shih一名。对于一般的西方人来说，如果不了解内情的话，是很难将Suh Hu和Hu Shih视为同一人。所以，胡适1927年从英国到美国后，给其女友伊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1995-1971年）的母亲韦莲司夫人（Mrs. H. S. Williams）赠送的照片上书写道：“胡适（Hu Shih，即以前的Suh Hu）,1927年1月慑于纽约市。献给亨·斯·韦莲司夫人，1927年3月6日于纽约州依萨卡。”（16）因为胡适留学美国期间结识韦莲司一家时，其名字是Suh Hu，阔别10年后名字竟变成Hu Shih，确有解释的必要。1926年胡适赴英国开会并游离欧洲时，已经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英国庚款委员会的3名中国委员之一，还被冠以“中国文艺复兴之父”的光环，在英国和欧洲各学术教育机构讲演。胡适在伦敦逗留期间，多次赴大英博物院拜访翟理斯，在翟理斯的帮助下研究敦煌禅宗文献和文学典籍，拍摄英藏敦煌文献的照片，还在剑桥大学拜访过翟理斯的父亲老翟理斯。那么，翟理斯当时是否知道，眼前这位杰出的中国学者胡适（Hu Shih），就是12年前毫不留情地与他在《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上笔战的Suh Hu。在胡适1926年的日记中，没有关于他和翟理斯曾回忆往事的任何记录，也没有关于《敦煌录》的任何记录。根据胡适日记，他当年在大英博物院翻检英藏敦煌文献全部目录5000号，并通过翟理斯阅览敦煌文献97件，但阅览的文献中并不包括《敦煌录》。我们推测，胡适在和翟理斯打交道之初，出于礼貌，可能会有意识地淡化他们之间曾讨论过《敦煌录》的事情。但是，翟理斯最终肯定会知道Suh Hu即Hu Shih，只是在胡适日记中没有记录细节。（1）刘再聪、陈正桃《胡适与敦煌学》，《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第57页。
（2）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14页。（3）Lionel Giles， ‘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r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以下简称为JRAS），July，1914，pp. 703-728.（4）Lionel Giles,，‘Tun Huang Lu：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RAS， July，1914， pp. 703-704.（5）Lionel Giles，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The Wisdom of the East,，London：John Murray，1907；E. P. Duton，1910.（6）胡适1913年11月17日日记（“《论语》译本”），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卷三，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第1册，第151页。（7）胡适1914年8月2日日记（“解儿司误读文”），胡适《胡适留学日记》，藏晖室札记卷五，三五，第2册，第323页。（8）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p. 35-39.（9）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 35.（10）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 Huang"'， JRAS， January，1915，p. 35.（11）Lionel Giles, "The Tun Huang Lu Re-Translated', JRAS, January 1915, pp. 41-47
（12）Lionel Giles, 'The Tun Huang Lu Re-Translated' JRAS. January 1915. p. 41.（13）原文如此，Leonel Giles Lionel Giles之误。（14）胡适1915年2月11日日记（“西方学者勇于改过”，胡适《胡适留学日》，藏晖室札卷八，二六第2册，第549页。（15）该信头见1926年6月21日苏慧廉致斯坦因信，原件藏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斯坦因手稿第313号，第60张。（1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出版社，1998年11月，第4册，卷首照片。
本文为王冀青先生2010年4月9日于“百年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发表于《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会议论文集》，pp.323-330。
——来源：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