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丨高二适书法专题研究汇编

“崇古出新——高二适书风及师法承传研究展”共展出高二适的书法精品、文献资料等7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件、二级文物2件，三级文物30余件。展览分“文士风骨”“入古出新”“金薤琳琅”“书风承传”四大部分，全面展示高二适的艺术成就和丰采。“文士风骨”部分，主要展示国家一级文物《致章士钊手札（〈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两件长卷。“入古出新”部分，展示了高二适力耕砚田，在书史、书论倾注心力的部分成果。包括已出版了三次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以及《〈刘梦得集〉校录》、高二适手批帖等著作。此外还有各种临帖书法作品。“金薤琳琅”部分以沙孟海的评价为题，展示高二适琳琅变幻的“四体书”。这一部分的作品多为致老师、友人、弟子的书信手札。“书风承传”部分展示高二适弟子近20件作品。《中国书法报》就此次展览，特刊发高二适书法专题，以飨读者。

崇古出新

——追忆高二适先生

文丨吴为山

2015年，高二适先生作品展览列入国家美术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展于中国美术馆，全面而系统地展出了高老100多件作品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引起书法界、文化界的极大关注，反响热烈，高老的学术和艺术以及其人格得到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

高二适先生（1903—1977），江苏东台小甸址（今属泰州姜堰）人，20世纪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博精国学，晓畅《周易》，学术、诗文与书法独步文坛。

1973年，摄于玄武湖公园笔会，后排：高可可、徐利明、宋朗

高二适先生书法名重一时。章士钊先生曾以“天下一高吾许汝”“唯望书家噪一高”誉之，他在向毛泽东主席介绍高二适先生时，径称其为“巍然一硕书也”。先生书法，出古入今，于近代“碑学”风气之中，独以“帖学”为宗，诚难能可贵，亦可见耿介之个性。其书学以章草筑基，参王羲之、张旭、唐太宗、孙过庭、杨凝式、宋克诸家笔意，糅合大草、今草而自成一格。笔力矫健、草法精绝，直可超迈前贤。尝自云“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补短，自得其环，而又超乎象外”，堪称一代“草圣”。先生书风昂扬，文气堂堂，足见其对中国书史流变之高度把握，对时代及自身之清晰认知。

高二适先生于书法本体之研究可见其浸淫之深。其于《兰亭序》《十七帖》《大唐纪功颂》《李贞武碑》《书谱序》诸种法帖不仅勤为临习，还校勘补缺，溯源流、辨优劣、明得失、述心得。或以意得，或以形求，皆以笔录而记其真见。于书法结体、章法、笔法诸要素均有入木之述评，实为书法美学精辟之论。其用功之勤，所涉之广，所得之深，非泛泛之辈所可拟肖。

高二适五日怀孤桐老人

高二适先生力耕砚田，于书史、书论尤注心力。其于章草最为倾心，力倡“章为草祖”论，提出“章草为今草之祖，学之善，则笔法亦与之变化入古，斯不落于俗矣”“若草法从章法来，则高古无失笔矣”。于今世草书任意缠绕，不谙笔法源流，有拨乱反正之功。耗时十年，广搜《急就章》，注校考异本，排比审核，矫前人之误，著就《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一书，存亡继绝，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书史空白。其于书后写道：“吾国书史自汉而迄于今，已揭破抱残守缺，而豁然成就一日新之局势。”并预言：“吾华之书才书学，均能日起有功，则他日书家之应运而生，以迄于焕若神明，以顿还旧观，则所谓中国书流让皇象之语，八绝翁其不得专美于前矣。”

高二适先生最为世人熟知亦令其名声大噪的是1965年与郭沫若的《兰亭》真伪论辩，其不顾“世人矢的，被人唾嗓”，独持己见，撰《〈兰亭序〉真伪驳议》一文，立论精严，援据充分，确证《兰亭序》为真非伪。其不畏权势、坚持真理、“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于此可见一斑。此论争因毛泽东主席参与而影响极大，毛主席复章士钊先生信中云：“……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与此同时，毛主席在致郭沫若先生信中指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以促成高二适先生驳议文章发表。此文一月内两见《光明日报》《文物》杂志，为世人瞩目。

高二适录《急就章》扇面

高二适先生一生优游于传统国学，自称：“读龙门文、杜陵诗，临习王右军，胸中都有一种性灵所云神交造化此是也。”于古典诗文的研究与创作尤注心力。其师章士钊先生称其学问“寝馈功深”，于“史实研究”能“无漏洞可塞”。其诗高古沉雄，留存有《诗辙集》300余首，尤得力于江西诗派，从留存大量的文稿、信札可窥见其诗文造诣之深。“读书多节概，养气在吟哦。”其晚年自撰联或可作为其诗文气节一生之写照。

高二适先生与其师章士钊先生为忘年之交，其一生最膺服章并师事之，且多得章提携。章士钊先生积多年心血而成《柳文指要》一书，高二适发现可供商榷处近200处乃撰《纠章二百则》。并曰：“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真率如此！师徒之谊足为当今借鉴。

高二适先生敬仰前贤，读书至勤，更致力于文化传承。他在特殊年代仍不辍教学，在家中讲授“四书五经”，为学生手抄古帖临摹，他的学生很多成为书坛承前启后的代表。高二适先生承传给我们的财富不仅仅是书法艺术，更有为人风骨、学术精神。今天，在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中，我们研究高二适先生高深渊博之学术，展示其超迈古今之艺术，褒颂其磊落不阿之人格、发扬其坚持真理之精神具有特别之意义。

高二适录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

（节选自2021年5月25日《中国书法报》第320期第5、8版）

高二适书学思想发微

文丨曹洋

高二适书法鲜明的特征是书卷气和金石气。高二适的书法与学问可以说互为表里，正如古人所说的“字如其人”。在长期的研习中，高二适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书学思想、理论研究、临池路径、创作方法和书法风格组成的高氏书学体系。其书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高二适自作诗《湘娥清丽》

讲师承、重技法

中国书法非常重视师承，赵孟頫提出的“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书学思想，不仅是说笔法的重要性，还在于强调对古人技法的传承学习。高二适运用剖析的方法对经典作品的笔法、点画、结构、章法、笔势、气韵、格调等一一研究，并反复临习，直至娴熟掌握。1960年高二适题跋《曹娥碑》数条临习体会：

写此帖要如刀削剑淬，笔笔能立得住，无牵拘倚仗，俊爽焕发，贞烈之气跃于纸素，使观者起敬，斯乃得书道之性情也已。

“笔笔立得住”是讲笔力，“贞烈之气”是讲气息，“书道之性情”是讲性情。

“非收视敛听，心平气静，不能临此帖也。”此条是讲临习时的心理状态，勿急勿躁。“小字亦纯乎运腕，一涉指功即无成矣。”此条具体讲临写如何发力。“谨防板滞,板滞即俗作。”此条讲在临习的过程中要活。

1940年，临《孔羡碑》（即《黄初碑》）题跋强调字法变化：

学此碑要能稍变其字法，力避方板，须参以《石经》体。

在研习《李贞武》过程中有对点画的分析：“高宗字法‘丶’尤厚重。”有对字势的掌控：“‘逐’此一字形势尤加。”有对字形结构的整体风格的理解：“诸字结体均圆浑。”有对笔法的探究：“‘九’隶法自“二王”来，传宗如此。”有对技法特征的总结：“笔敛而秀劲若神，筋重而清明如在。”在高二适所有研习数十种碑帖中，都有这样的技法分析，对待书法技法的师承，高二适从来都是反复揣摩，反复临习，不作一点虚妄的揣测，也不会来一通自我的发挥。他在《墨池编》题跋记下自己的作法：

初学字时，每字要临摹多次，一字写五次，或两三行，得滑健之评乃止。

高二适对正、隶、行、草诸体技法都进行数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训练，所以笔下一点一画都有出处，诚如他学江西诗派的理念“无一字无来历”一样，高二适过硬的技法，为他后来形成独特的书风，为他“适吾所适”的书写状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二适手批《李贞武碑》

瘦劲雄伟

高二适瘦劲的书学审美观来自固有的狂狷耿介的个性。杜甫诗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高二适诗歌一生师法杜甫及黄庭坚、陈师道，他不仅于诗歌而且在书法上均全面接受“瘦硬”美学观。1966年夏，高二适在临习《宋拓祖石绛帖》时题跋：

六六年长夏临此，专取其瘦劲一派。

其实高二适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对瘦硬书风进行钻研。从1954年至1974年20年间高二适临习《大唐纪功颂》,我们可以从他题跋中窥见其对“瘦硬”的内涵的探索分析：

学高宗书三数年，今夕始解瘦劲之气，宜于多筋处求之，乙未上巳夜中。

此条题跋可见高二适对“瘦劲”理解有一段过程，但他边临习边思考，终于开悟，并对其帖作精细剖析：在“里而河清妖敛”下批注：“以下入瘦劲一路。”在“方神遂昏前”上批注：“以下尤细劲。”再批：“筋多于骨，尤为胜迹。”“有时骨重如山。有时笔轻似水。”

高二适通过对比唐高宗另一《李真武碑》，提出心得，仍然抓准“瘦劲”之主骨：

高宗之《贞武碑》后半神逸机流，如龙蛇飞舞。而此颂字铭词以次亦瘦劲天成，如以锥画沙也。是知两版均以后段见长。

在此高二适总结了表现瘦劲的审美特点，要抓住“筋”“骨”，还要有“刚气”，如何表现这些特质呢？高二适提出最基本的两个方法。

一是“斫阵法”：

学唐太宗书要知斫阵法始佳，否则不成也。写此要有斫阵笔势，方为合作也。

二是“杀纸法”：

此处笔之杀纸，最能成吾笔法。

高二适手批《大唐纪功颂》《李贞武碑》《唐拓十七帖》（左起）

“斫阵法”“杀纸法”具体落实到笔法上，在高二适看来就是方笔圆笔的使用及使转：

世传方笔圆势，八面拱心，故当于此中求之矣。

折锋方笔，始有衄挫之势。

此帖笔意多与《圣教序》相近，方笔尤有势，转折分明，如新发于硎也。

高二适追求瘦劲的书风，不是停留在技法的外在表现，而是追求雄伟俊秀的内在气质，他在《大唐纪功颂》题跋中指出：

《贞武》俊秀，《万年》清劲,然均不逮此颂，兼有俊秀，而雄伟之气尤勃勃现于纸上，故如学唐高宗书，当以此为极则云，乙未三月雨夜中。

经过10多年的研习，瘦劲成为高二适的典型书风。高二适一生追求魏晋风骨，但对“二王”不是全然接受，他坚守瘦劲美学观，以抵制滑入甜熟的境地。

高古忌俗

高二适的“高古忌俗”书学观，盖起缘于对章草的研究，认为造成书法尤其是草书恶俗的原因在于章草笔法的丢失。因为章草是今草之祖，章草保留了高古笔法。“二王”虽仍存留些许章草笔意，惜隋唐后鲜有书家窥其密奥，徒然追逐其滑甜一面。至唐虽有贺知章涉猎章草，但已成疲惫之态，高二适直言“贺字近俗,亦近章法也”，高二适一生未学宋人书法，并且多批宋书，在米芾字帖上批注为“恶札”。究其原因，1954年他在《宋四家真迹》上题批注得很清楚：

宋人笔法无可免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故致此耳。

1973年11月，高二适《林逋诗稿真迹》直接批注为“纯系俗笔”“恶劣”“毫无价值”：

此诗稿纯系俗笔，林逋翁书固不佳，然绝不如此恶劣，而前后题跋鉴赏均觉无何价值矣。

高二适唐太宗《屏风帖》

1959年高二适在《新订〈急就章〉及考证·序》中很有感触地说：“然今草已渐成恶札，考其原因，实章法之久不广传也。”1967年10月1日夜，高二适在给章士钊信札中再次重申此观点：

草书须无唐、宋以后俗作，盖草生于隶。自章书亡于李唐，虽书家亦鲜及此矣。

由此高二适提出“高古”书学观。1954年他在《宋克急就章真迹》题眉：

书法要须古朴。

以高古来观照名家名帖，以此为标准会有许多新发现，1959年高二适临《淳化阁帖·王洽书》题跋表示王洽不在王羲之之下：

此帖清逸闲雅，真不在右军下也。

变古字法惟洽（领军）与羲之（右军）也，不然至今犹法锺张。

1962年，临唐太宗《屏风帖》题跋推崇其“入古”：

形势最佳，古今无对。

洒落不群，笔笔入古。

以章草和隶书笔法入草是高二适草书高古的不二法门，不仅如此，高二适以此推及楷、行书体，以全面实践他的高古书学主张。1959年高二适临锺繇小楷诸帖题跋：

真书仍带隶法，高古绝伦。

写此要参锺太傅《宣示》《力命》及《荐季直表》诸帖隶楷体式。盖锺、皇书均自古隶出，既不似王右军之变为今体,则其相同之处有同途共轨者矣。

《松江本急就章》题批：

吾书隶、楷、草、章，当以锺繇、梁鹄、皇象、索靖诸家为师，而行草则一准右军笔法。

高二适临《十七帖》

凭借于章草，高二适胆敢挑战一切权威，1973年2月15日致费在山的信札很有意思：

“指”隶，草作“指”，即所谓草生于隶之证。傅抱石已故，能画而不知书。林散之，乌江人，近年来始与鄙为友，作草无法，大家俗书，尤忌不使中，又其一也。惟破此俗书，非学汉隶不为功。

尔日南京有书法印章展览，吾方与林书并也。尊著不律杂话，稍暇当为书章草奉赠。南北无书，见印本可断言矣，如《人民中国》等例。

此信札可看出高二适的狂狷，他断言：大江南北无人能书，唯他高二适一人而已。他批大画家傅抱石不知书，指出好友林散之是俗书，其底气何在，唯在高二适通章通隶耳。诚然高二适与林散之两人所走路不同，甚至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也无分优劣，然就其高古一味，高二适所言亦在理。

（选自2021年5月25日《中国书法报》第320期第6版）

高二适精神长在

文丨俞律

高二适断乎是当今南京学者中的真正奇男子。学者而为奇男子，在学问精深之外，更需一种比学问还要难的品性，就是他在1965年和郭沫若那场笔墨官司而撰写的著名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说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高二适临宋克《书谱》

这场笔墨官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这里只需简略介绍两句就行了：郭沫若鉴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而断定《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而高二适则举出种种可靠事实，认为《兰亭序》的确出于王羲之手笔。当时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人们赞美高二适敢于凭真理和大人物打笔墨官司的非凡勇气。

高二适虽然学富五车，却决不凭此经营名利，他的老师章士钊1963年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扬高二适的书法，序云“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这仅是对其书法而言，而书法之于高二适，实在是余事而已。林散之作为高二适知友，在高二适去世后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诗人”头衔。高二适的诗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学兼唐宋，尤致力于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风如果混在江西诸子的诗集里，也会显得非常突出。然而诗人之于高二适，仍然也只是余事罢了。称高二适为学者，也终觉难尽其意。就以他为《兰亭序》之真而力辩的宏文而言，所撷材料之富，所论道理之详，实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办到的。他家藏数千卷书，没有一本是做样子装门面的。长期在他身边生活的小女儿可可对他父亲的“勤”体会最深，她说“父亲的勤奋简直没法形容”。诚然，他学问之深也是没法形容的。章士钊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学者而又有所发明的实为凤毛麟角。他的发明往往是对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于否定怀素，否定康有为、沈寐叟、于右任。他做学问敢于臧否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二适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直到可爱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绝无仅有。他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

高二适七律《卅年未种故侯瓜》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信，厌恶虚伪的自谦。某次全国书展，一位名画家给高二适写信，誉其书法为“全场之冠”，其时他正住院疗病，他的女婿尹树人持信去，他读信一笑道：“我当然第一，何劳他这么说！”章士钊作《柳文指要》，高二适发现其中有不少失误，遂摘出二百则，作《纠章二百则》，可可问他父亲：“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我之所以认为“学者”二字不能穷尽高二适的整个灵魂的轮廓，正是因为他在一切方面（不仅仅是文艺）都追求真理。

高二适倚楼望钟阜诗

高二适自号舒凫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无适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规律，终不得长适其所适，以心脏病逝于南京，时为1977年春。他留下许多书稿，亟待后人整理，尹树人和可可经常为此辛劳。忽一日，这对夫妇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适堆积如山的资料，忽一张元书纸自尹树人头上落下，原来竟是高二适生前所书一个“勤”字。也许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励后人，未必便属迷信。

高二适精神长在！

（选自2021年5月25日《中国书法报》第320期第6版）

高二适谈读帖与做人

文丨尹航李慧希

高二适先生一生勤攻诗书，笃嗜临池。读帖观书之际，常以所得所感书于卷中。经其批阅过的书帖，往往墨渍笔痕淋漓酣畅。

1976年，与家人摄于六合里家中凉台

从大量题跋和批注中可以看到，即使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从书山墨海的徜徉中也能获取无穷的快乐和无比的自信:“日夕摩挲，其味盎然。”（题《龙藏寺碑》）“日夕揣摩，其乐无既。”（题《石门颂》）“间月临摹，便觉有餐霞饮露之概。”（题《李贞武碑》）这种神仙般的快乐心境，是来自他与古人在心灵上的交流和契合。“吾草书由右军入，继攻宪侯，斯乃大得手矣。”（题《淳化阁帖》）“癸巳重阳复临此铭，间以《万年宫》，自负书功跻于大成。”（题《晋祠铭》）“四体书，宋仲温始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以俟知之者。”（题宋克书《张怀瓘论用笔十法》）这种自负与自信，源于他对中国书法传统和未来的坚定信念。像这样的文字在高二适先生手批的书帖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1965年同郭沫若就《兰亭》真伪展开论辩时，二适先生《〈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的前半部分谈到自己阅读和临习《兰亭》时的心情和体会，如“心散神朗”“凭生振发”“妙尽神凝”“涵茹性趣”，甚而至于到了“思与古人‘神交’，解衣盘礴，辄成默契”的地步。所谓“解衣盘礴”者，就是气定神闲、不拘形的状态也。由此可见二适先生从读帖临帖中获得了何等的乐趣！二适先生还以赵孟頫等人欣赏《兰亭》的故事为例，提出“玩书字故应如相马然”。这个“玩”字，就是鉴赏和品味的意思，“玩书字”就是鉴赏评判碑帖的真假优劣应当像古人相马一样。《列子》上讲，伯乐晚年向秦王推荐九方皋为自己的接班人，九方皋为秦王找了三个月找来一匹千里马，秦王问他什么模样，他说是黄色的母马，而实际是黑色的公马。秦王责备伯乐说：“你找了个什么接班人啊？”伯乐惊叹道：“一至于此乎！”还说：“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牵来一试，果然是一匹千里马。二适先生手批帖中有一本《游丞相藏〈兰亭〉百种之一》，宋人何处恬跋语称古来对《兰亭》真伪：“有以形似求之者……有以漫漶求之者……有以刻划求之者……然皆可伪为不足凭。”提出“要见多则识明，唯求诸精神之表，即真赝判矣”。二适先生指出：“何跋以求诸精神定禊帖真赝，允为评书上乘法门。”这就告诉人们，品鉴碑帖的真假优劣，应当像九方皋相马一样，求诸精神是上乘法门。

高二适致章士钊手札“久疏音敬”

二适先生这段文章的前半部分谈读帖，后半部分则是谈做人，他批评包世臣对待《兰亭》前后矛盾的态度。批评包世臣、李文田等人“一时均服赝北碑，或于帖学偏见，兼有所未窥，此倘《世说》所称‘轻在角中为人作议论者’”。所谓“一时均服赝北碑”，正是一种跟风跑、赶时髦的态度。清季嘉道以降，在阮元等提倡之下，一时北碑受到推崇，碑派书风流行，包世臣、李文田和康有为都是其中的风头人物，他们或于帖学有偏见，或兼有所未窥，以致所发议论片面而浮躁，正如《世说新语》中的这句话所讥讽的，是从墙角落中发出来，“角”就是墙角落。二适先生对此现象十分感慨，“文人见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在艺术上都要敢于坚持一种精神，不可以见异思迁，更不可以看风使舵，望风希旨。

高二适先生坚持的文士风骨，就是所谓“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作者系高二适外孙、外孙媳）

（选自2021年5月25日《中国书法报》第320期第6版）

王者香气满兰亭

——读高二适手批《兰亭序》有感

文丨徐纯原

1965年，以郭沫若、高二适为代表的有关王羲之《兰亭序》真伪之争，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当年，高二适先生《〈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一出，使天下皆知高先生其人其书、人品学问。诚如苏渊雷教授所说：“公案《兰亭》驳岂迟，高文一出万人知。”那时为大众所叹服者，除了文章、书法，那就是高先生“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顶天立地的傲然品格。

最近，江苏美术出版社《高二适手批历代经典碑帖》的出版，使我们更加被高先生对碑版拓本真赝优劣的鉴赏辨识水平所折服，以及先生对古人书迹，心摹手追，会其妙处所下的至细至微的功夫所感动。下面就高二适先生手批的六种《兰亭序》帖，谈些粗浅的观感。

高二适手批《唐人摹兰亭序墨迹》

慧眼独具辨真赝

王右军《兰亭序》帖，世传只有一本，且已被唐太宗李世民带入昭陵，原迹已不可见。后世所传，皆唐人或唐以后人之摹拓、临写本。其中传拓本又公认以定武刻本为最佳。然自唐迄于清季，《兰亭禊帖》愈传愈多，至清道光时苏州听枫园主人，平斋吴云就藏有200种，筑“二百兰亭斋”以宝藏之。如何品评其优劣真赝，历来考评家众说纷纭，有以形似求之者，如八字葫芦之类，有以漫漶求之者，如湍流带右天之类，有以刻画求之者，如蟹爪针眼之类。高先生在读《宋游相藏〈兰亭〉百种之一》之南宋端平二年何处恬的跋文后，发表了与何处恬相同的见解：“何跋以求诸精神定《禊帖》真赝，允为评书上乘法门。”更进而指出：“然真本笔道，故以姜白石为慧眼，不可须臾离也。”

高二适手批《唐人摹兰亭序墨迹》《宋拓定武兰亭禊帖》

在《唐人摹〈兰亭序〉墨迹》即世所谓“神龙本”上，高先生写道：“此‘神龙’半印本，相传贞观中有两本，其一入昭陵，其一当神龙中、太平公主借出后，遂亡失无考，卷边有‘唐摹兰亭’四字，第二行则‘神龙’印之半。”此一段文字，足证高先生对《兰亭序》帖的考辨下过相当的功夫。往下复写道：“神龙与定武异势如次：一、七行‘畅’字左顶上逆曲。二、八行‘和’字，右口内卷复。三、十行‘听’字，耳下多叠笔。”“带字上四直、必依中间右直第一，右外直第二，中左直第三，外左直第四，方是佳本，以上定武诸本均如此。”此一批文，又使我们看到高先生之于《兰亭》，在各本的细微不同处，排比对照、审其优劣的独到见解。在“殊”字上批：“‘殊’略似蟹爪形，其挑脚带横，乃全似蟹爪。”在“仰”字下批：“此‘仰’略见针眼。”在“欣”字下批：“‘欣’作章草发笔状，非捺。”在“向之”改笔处批：“‘于今’改‘向之’。”在“痛”字上批：“‘哀’改‘痛’。”在“感”字下批：“‘感’戈点是直。”在“列”字下批：“‘良可悲也’，上两字涂去，‘也’改‘夫’。”在末行上批：“‘作’改‘文’。”在审视完整篇书文后提示：“其实此本乃系褚遂良所摹。”此十一字定语，真是高先生“以精神定真赝，于体例运笔的细微变化处定是非之慧眼独具处。

在《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传为虞世南临本上批：“此为禇临之一，非关虞永兴。”在《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传为褚遂良临本上批：“此亦褚摹，笔势翩翩，稍减于第一本也。”“南宫尝评此帖题作汤普彻折，亦无据也。”在“盛”字上批：“‘盛’属，此系填墨耳。”在“为”字上批：“‘为’妙迹。”在“夫”字下批：“‘夫’过放。”在末行“文”字下批：“改‘文’字涉俗。”在此帖之末跋云：“此墨迹三种，均可称为褚临本，盖有青琐瑶台不胜罗绮之势，非若临摹之妙为楷法所聚归也。褚本为当时临摹无五字暧损之说，而此本‘带’字上四直，笔法最为合度，此在临摹如落水本，亦正与此相类，故吾以为习《禊帖》者，仍预参以定武诸刻笔法逆求茧纸，心摹手追，会其妙处，斯乃不为俗眼鄙见之所鼓荡矣。”这些跋语不仅使我们看到高先生对《兰亭序》诸本鉴识上的独到见解，又为我们指明了学习王书，临摹《兰亭序》帖，得其真妙的不二法门。

高二适草书杨凌式《步虚词》

品评优劣识山阴

从高二适先生手批《兰亭序》帖六种，可以看到高先生临摹《兰亭》之勤，排比、审核之细，真可谓一字不漏，一笔不放，细致入微。以元代吴炳藏《宋拓定武禊帖》为例：在第一行上批：“黄庭坚谓楷法出于《兰亭》，即‘永’字可见矣。”于“崇山”二字上批：“‘崇山’二字为定武本之冠。”于五行曲水“水”字下批：“‘水’字如魏《黑女志》法。”于六行“弦”字下批：“‘弦’妙迹。”于“列”字上批：“‘列’字无钩，诸本昏泐。”在这页的左边批：“此亦五字不损本，比柯九思本为优，‘列’字右直，各定武均有缺痕，此独无钩，想原迹如此作。”在“极”字下批：“‘极’只落水本清爽快目。”在“宇”字上批：“‘宇’隶法，落水本大神妙。”“所”字上批：“此两行，各本不近。”在“一世”上批：“‘一世’全行，字字紧接，笔均舍毫、有欲放未放之势。”于十三行“放”字上批：“‘放’末笔不放刀，此是。”“外”字下批：“‘外’右‘卜’由章草来，见皇休明《急就章》，又此字与《瘗鹤铭》‘外’字笔法相似。”于十四行“殊”字上批：“无蟹爪势，此不近落水本。”于十六行“老”字上批：“‘老’章草作老，右军书规，多由章来。”在十七行“向之”二字下批：“‘向之’未脱隶法。”于十八行末“不”字下批：“此‘不’字甚瘦劲，末笔大异定武他本，但与落水相近耳。王十朋蝉翼拓亦未放刀作砾状。”于十九行旁批：“‘化’神妙在末二笔，此终落水昏。”于“短”字下批：“‘短’末笔，此与诸本均误，惟落水本，王十朋本则平横，非一形也。”于二十行“死”字上批：“‘死’，隶法。”于二十二行“文”字下批：“‘文’同于《急就章》及《宣示表》，此右军变体，仍未离皇象、锺繇之并用古法也。”于“契”字后上批：“‘契’字落水本，刀上之点杳，然实有点也。”以上所举各节，足见高先生对各本《兰亭序》帖之每一字的细小变化，无一处不仔细排比审核。以先生之具眼，出其同异，剖其优劣，扬其妙处，指其不足。

在1971年秋，重临此帖时写道：“俯仰向背之势，此帖外无此笔势也。”

1972年12月，高先生在此帖扉页上写道：“柳子厚与吕恭论墓中不书有，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顷见有西晋永嘉四年西北出土文书，‘永’字如此作，斯可证柳子之文矣。夫永嘉所未见而永和有之，岂非表明右军变法之极则乎，故吾尝谓王氏之书名由能变隶为楷来也。”于最后一页又写道：“此帖自‘永’字变为‘永’字之变起，迄于篇末，出神入化，规落自然，真楷法之祖也。楷法本于《兰亭》，观此帖由‘每’‘悲’‘哉’诸字可见一斑。”从这两段文字中，使我们知道，自《兰亭》论辩以来，高先生一直关心着新资料的出现，诸如《永嘉四年八月十九日文书》及前凉《李柏文书》等，早就留意，并断言由隶及楷之变，在王右军之前已近完成。而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其笔法虽尚有隶书及章草的余韵，而经过“永”字变体，楷法更臻完美，故尊《兰亭帖》为楷法之祖，并列出“每”“悲”“哉”诸字为证。这是高先生著《〈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两篇雄文，言之铮铮的底气所在。最后指出：“此帖字带隶法的是临摹，信本字本从右军出，故仿佛昭陵真迹也。”

高二适刘桢《公讌诗》

在王羲之用什么笔写《兰亭》的问题上，赵子昂认为《兰亭》用笔书。高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赵子昂谓《兰亭》用笔书，此误，右军此帖反挑及剔法最多，然此笔法非刚毫尖锋莫能奏其效，而且此帖，行楷带丝处亦屡见之。惟有如向之等改笔处，似北朝人书，意此则必用退笔始可耳。”

世传王右军写《兰亭》时几近酒醉，醒后再书数不可得。为此，高先生认为：“此帖趯钩法无一不细，故为兴乐而书，然非醉中落笔也。”这些真知灼见，若非数十年勤于临池，独具慧心，且自书已入化境者，是说不到要害处的。我们但看这些文字，高先生数十年苦功、流的汗水，就可想而知了。

手批妙迹见“书圣”

高先生手批《兰亭序》帖六种，文字共700余字，真行草章，诸体皆备，大者如金铸，小者过蝇头，楷书中间行草，行草中带章法，随手写来，清挺狂放，规落自然，龙跳虎卧，出神入化。可谓无一字不美，无一笔不精，足见“书圣”手段。即此《兰亭序》六种，自1954年至以后的20年间，晨夕不离，常在手头摩娑，参合临写。此帖读毕，忽忆先生题《十七帖》的一段文字：“甲辰大暑，临此最勤，舒父氏年六十二矣，右军笔法始稍解矣，嗟嗟，卅年功夫乃得此耳。”可见“草圣”之功，首在勤勉。先生永无止境的好学精神，一直激励着后学，奋发之力，临池之志，登攀之心！

（选自2021年5月25日《中国书法报》第320期第7版）

高二适作品

高二适录《楚辞·渔父詞》

高二适致章士钊手札“昨奉复一书”

高二适西峡颂集联

高二适七绝两首

高二适录《楚辞·离骚》

——来源 | 《中国书法报》